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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人的義利觀
作者：佚名 日期：2001-12-12 字體：[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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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義利觀。傳媒人的義利觀，不僅關系到他如何做人，還直接關乎其如何做事。而他所作的事，又影響到受眾的是非觀，包括義利觀。
傳媒人不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不是“罕言利”的“君子”。傳媒人也不是市儈哲學的實行者，不能利字當頭，義在其后。更不能見利忘義，以利害義。傳媒人是一個義利統一論者。義在利先，以義帶利。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把社會效益放在經濟效益的前面。
傳媒人為什么不能當封建社會的君子呢？首先，社會形態的改變使然。農耕社會里的君子也吃人間煙火。但是，是一種低水平的人間煙火。粗茶淡飯，果腹即可。粗布衣裳，保暖足矣。他們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最原始的“環保主義者”。享用肉林酒池的，是封建社會的權貴者；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是李逵等綠林好漢式的人物；吃不厭精，肉切得不正不吃的，是孔夫子這樣的圣人。君子，不滿權貴者，不喜造反者，不及圣賢者，留給自己的空間，便是甘當物質利益的稀缺者，而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者。
當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人類對自身需求的放任驕縱和毫無節制，使人們對物質世界的支配欲和占有欲極大的提升了。純情主義和空想主義的空間日漸縮小，“圣人”“君子”“小人”的共同語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多。講求實際利益，成了這個時代最鮮明的特點。“利”，不再需要躲躲閃閃得“言”，遮遮掩掩的“言”，而是可以光明正大的“言”，熱情奔放的“言”。而且不光是“言”，還應該去“求”，要求，追求，渴求。也就是說，社會形態的改變，必然帶來社會人群價值觀的改變。傳媒人作為社會中最活躍的組成部分，是沒有理由拒絕正常與正當的利益的。
“正常”，這是一個通俗化與平民化的表述標準，略帶感情與道德色彩。人皆求之，我亦求之。人皆有之，我亦有之。合情合理，不受非議。“正當”，這是一個法律概念或準法律概念。在一個法制社會，不正當的需求往往需要法律的介入進行干預和制止。
傳媒人非正常與不正當的需求與作為毫無疑義是要受到干預與制止的。比如，無中生有，小題大做；又比如，見利忘義，出賣良知，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現象：有人要升官，需要“政績”。于是，便有的傳媒人投其所好，給他吹喇叭抬轎子，把三分成績吹九分十分，把別人的功勞往受吹捧者臉上貼。有的人錢多財旺，“富爾思貴”，便有的傳媒人為他涂脂抹粉，吹捧他如何如何好讀書，喜交友，急公近義，樂善好施。把暴發戶吹捧成社會賢達，名流高士；有的三流四流演員要出人頭地，早成明星，又有的傳媒人不余遺力的制造他的神話佳話童話，不怕肉麻和遺笑大方。這樣的投人所好，當然不是白做好事，而是有自身利益的回報的。投桃報李，利益互換。這樣的傳媒人士假公濟私，公器私用。利用職業話語權，侵害大眾知情權。是一種悲劣可恥的行徑。首先應受到道德的譴責。如果因此而釀成嚴重社會后果的，還應當追究其法律責任。
時下有一句話很流行：“學術腐敗”。聽說有個把大名鼎鼎的科學技術界人士也在弄虛作假。利益的銳矛正在刺向道義的盾牌。是“利”之矛銳利呢？還是“義”之盾堅固？究竟鹿死誰手？看來，樹立正確的義利觀，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以上講到的道德和法律因素以外，還有一條：競爭。傳媒的競爭實質是傳媒人的競爭。傳媒人的競爭是其綜合素質的競爭。有正確的義利觀，是其思想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些敢于打破自己的清白之身的傳媒人，會有人打破他的飯碗的。追求不義之財的結果，可能會以得不到其應得的實質利益為代價。而那些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的傳媒人，應當得到實質的利益作為回報。如果做到這種境界，正確的義利觀就可以大行其道了。
（吳晴）